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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曲笔是什么意思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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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笔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可以用曲笔来抒发情感,使诗歌的抒情更加优美、含蓄、深刻、悲壮。从形式上来看,落笔对方、移情别恋、琵琶反弹是古典诗词中曲笔运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

  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 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不知亡国恨”就是曲笔,因为商女是侍侯他人的歌女,她们唱什么是由听者的趣味而定的,可见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座中的欣赏者——封建贵族、官僚、豪绅。

  诗作最后两句于婉曲轻丽的风调之中,表现出辛辣的讽刺、深沉的悲痛和无限的感慨。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对国事怀抱隐忧的的心境,又反映了官僚贵族正以声色歌舞、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填补他们腐朽而空虚的灵魂。

  展开全部写文章时故意离开本题,而不直接抒写其事其情的笔法,叫做曲笔。曲笔,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种艺术手法,用曲笔来抒写感情,可以使诗歌的抒情更为婉转、含蓄、意境深邃,倍增哀乐。从形式上来看,落笔对方、移情别恋、琵琶反弹是古典诗词中的曲笔运用的最主要的三种类型。

  诗人不直抒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从对方着笔,展开联想和想象,借对方来写自己,表面上看是写对方,而实际是写自己,是通过对方来反照自己,这是推进一层的写法,这样写更加显得情深意厚,并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这是诗词中曲笔艺术手法的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采用这种手法的诗词的数量也最多。

  这是杜甫安史之乱中,身陷长安时,于城中“举头望明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远在鄜州的妻儿。但是诗人不直接描写自己在长安城中如何望月思远,而是从自己的家人写起,这就是所谓的曲笔。诗人想像,在这个时候,自己的妻子定当和自己一样也在“举头望明月”,也是“对影成三人”。接下来进一步想像妻子望月时的情景,小儿女尚未懂事,不明白母亲为何如此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明月,明月中有什么如此吸引母亲。妻子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明月,想必夜雾打湿了她的头发,清凉的月光也许会带来一丝寒意。诗歌云曲笔,明写妻子,暗写自己,借对方对自己的思念来传达作者对妻子儿女的思念。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前两句,诗人极力渲染一种孤独寂寞的氛围,为下文正面描写“思家”,作了情感上的铺垫,更令读者去体会“家”的亲切、温暖。三、四两句正面写想家,其异于常人之处在于:诗人不是直接写自己如何想念家里人,而是换一种角度,把自己的思念转化成对方的思念,极写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从而使自己思念家人之情加倍托出。

  诗人本欲表达自己对某人或某事、某物的一种情感,但在具体表达时却故意将自己的感情移注于另外的人、事、物上,表面上看是移情别恋,而实质上作者对此人、此事、此物的眷顾更深,感情也更真,能够受到“倍增情感”的效果,这就是诗词中曲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这首诗是抒写作者长期居住并州之后又北渡桑干河的心情的。“归心日夜忆咸阳”,作者在并州时总是想回到故乡咸阳,这种感情刻骨铭心;而现在却又要北渡桑干,到离家乡更远的地方去,作者对并州反而感到亲切了。诗人十年旅居并州,乡思之情强烈到了极点,然而,回乡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却又“无端更渡桑干水”,离家乡越来越远,其思乡之情则超出了极限,无奈之中只好把并州姑且当作自己的家乡。诗人想回乡,结果却南辕北辙。“却望并州是故乡”,旅居仅十年的并州现在居然感到如此的亲切,那么故乡也就更加让人魂牵梦绕了。至此,诗人的乡思之情在这种曲笔手法中得到了超强的表现,既微妙而又真实,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而这绝非正面实写所能达到的。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即诗人本欲表现某一种情感,但在表达时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或是一反常人的正常心理,故意从反面落笔,通过反弹琵琶的方式来表现诗人的情感,这其实也正是曲笔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首诗抒写作者登临江阴浮远堂遥望中原,因国土沦丧而产生的忧愁和痛苦之情,而作者的情思在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强烈的是“最苦无山遮望眼”一句,该句也最为人称道。在这里,诗人借山寄愁,运用曲笔,一反古人“登临送目”“登高望远”的惯常技法,独辟蹊径、琵琶反弹:只因无山遮隔,才致使中原沦丧之地,尽收眼底,触目辛酸,令人生悲。由于“无山”,故能“极目”,因“极目”而视通万里,由此而生“万里愁”。诗人通过望之不忍、不望又不能的矛盾心理,充分表达出了国耻难忘的极度悲愤的感情。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词中运用曲笔的是“未老莫还乡”一句,这里作者正话反说,写得“似直而纡,似达而郁”。说“莫还乡”,实则正是由于想到了还乡,表面上写得很旷达,说是我没有老所以不要还乡,而其中蕴涵的却是对故乡欲归不得的郁结的感情。因为词人以避乱入蜀,饱尝离乱之苦,时值中原鼎沸,欲归不能,所以,“未老莫还乡”一句,巧妙地刻画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词人思乡怀人的心态,可谓语尽而意不尽。

  曲笔,历史编纂术语。为当权者隐瞒、曲折历史的真相。故为曲笔,与“直笔”意思相反。

  《后汉书·臧洪传》:“昔 晏婴 不降志於白刃, 南史 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

  唐 刘知几 《史通·曲笔》:“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 光武 之美;谀言媚主,用雪 伯升 之怨也。”

  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斠书·启祯野乘》:“《鲒埼亭集外编》记 方翼明 事云,秽诬不堪,为 王燮 曲笔增饰。”

  柳亚子 《论诗六绝句》之一:“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 太史公 。”

  《魏书·游肇传》:“ 肇 之为廷尉也, 世宗 尝私敕 肇 ,有所降恕。 肇 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

  鲁迅 《自序》:“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

  巴金 《后记》:“我为了向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们表示让步,常常在作品里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作品无法跟读者见面,或者连累发表我文章的刊物。”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乾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啊!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1、古时指史官不据事直书,有意掩盖真相的记载。曲笔这种手法,是从写史开始的。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杼纵容别人杀死君主庄公,史官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一看不对劲,将他杀了;史官都是世袭的,哥哥死了,弟弟拿起笔来,也写“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其弟;另外一个弟弟来了,也这样写。崔杼大概被这阵势吓住了,终于没再动手。不过,后来的史家可没这么幸运。明成祖朱棣攻下南京,夺取侄子的皇位后,让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其实就是让他来为自己在历史上做伪证。方孝儒落笔便写“燕贼篡位”,朱棣让他重新写,并威胁要杀他九族,方孝儒不服气,梗着脖子犟嘴:“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朱棣说,好,我就灭你十族。史家既然不为我所用, 大不了多杀几个人。

  2、指写作时故意离开本题,不直书其事的笔法。 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过后,史家为不触怒当权者,开始采用曲笔寻求平衡点。其方式,一是完全按当权者的意愿去写,昧着良心说瞎话;一是在保留事实的基础上表一下态,比如说大清朝灭大明朝乃是顺应天理之类。前一种不在少数,后一种则最为常用。恐惧威压下的曲笔,几乎就是踩着钢丝跳舞,一方面是良知,一方面是大棒和砍刀,要想跳得好看又不掉下来,谈何容易!不过,因为曾产生一时之功效,到了近代,以杂文形式进言者也开始试着采用这一招。《呐喊》中就有一些“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药》这篇小说,既写了华夏两家由于愚昧麻木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的悲剧,也写了革命者由于脱离群众而不被理解的悲哀,整个作品弥漫着一股凄清,阴冷,窒息,压抑的色调,尤其是结尾关于坟场环境的描写文字,更是让人感到阴森恐惧,可是,“瑜儿坟上”的一圈花环。这清白、零星的小花给作品增添了一点热度和亮色,暗示着革命者流血牺牲,后继有人,给人以信心和希望,人们有理由相信,夏瑜的同情者和继承者们一定会发扬夏瑜精神,光明终究有到来的时候。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这“花圈”是“平添”上去的。所谓“平添”不仅指小说前面无伏笔可寻,清末也没有用花环寄托哀思的习俗,还指不够恰当地拔高了严重脱离群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历史地位。

  3、不写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情感来写出自己的情感。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诗中第三联通过妻子独自看月的形象描写完全是作者想象中的情景。当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自己也不免伤心落泪。实乃是自己思念家中的妻儿,但不直接写自己思念,而写妻子思念,实际是一种曲笔中的对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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